采访人：王睿馨  黄贤强

誊稿：王睿馨  

（本稿蒙周清海先生慨允国际汉语教学网发布，文中字句略有改动。）

问：新加坡的民间、学界和政府领导层的中国知识有无差异？如有，有何差异？有多大的差异？为何有这些差异？

  你看中国的发展，这批人到中国去，融入了中国社会，靠的是他的乡情，靠的是他的方言。所以你问我说方言在新加坡的情况，我说这是宗乡会馆的责任。这批年轻人到中国去发展，福建人要学福建话，正统教育里不会提供，孔子学院不会提供，宗乡团体要提供。这是对普罗大众怎样留下他的习俗，客家的文化节，客家的仪式都可以留下来。知识分子这一段呢，更重要的是现代中国，他们所关心的是这个，所以中国怎么样和他们配合起来，他们也要更了解中国，这是相对的。中国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这一批所谓的专业人士，中坚高级知识分子，他是看不起中国的。中国发展起来以后，那简直和我第一次到中国，完全是两个中国。当时我进去中国，没有一种轻视中国的心理，但是年轻的这一批人，他们是在我们英语为主流的教育里长大的，接受的是西方的东西，所以通过西方的眼光看中国，开始是看不起中国的，等到中国上来的时候，他们开始感觉到压力了。这里我常常要提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李先生见邓小平的时候，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话。这个话对我印象就很深。在他的传里，回忆录里写的。他跟邓小平说，到南洋，到新加坡来的，都是农民的后代。而你们状元的后代都留在中国。我认为这句话对新加坡受过高等教育的所谓精英分子，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换句话说，我们的基因本来就比不上中国，事实上就是说你们是整个制度造成你落后，不是你们比我们笨，其实你比我们更聪明。所以这个是两边怎么样结合起来。新加坡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比较有现代的管理观念，有世界的眼光。就好像我对语言的看法，跟中国不一样，不等于说中国的语言学者比不上我，只是眼光没有我高。我真正本科的修养在语言、语法上，但比不上北大很多教授，可是眼光不一样。所以这两个怎么样结合起来。新加坡的这一部分要注意的，你对中国的了解，我常常提起李资政的这句话，我们的基因是比不上中国，中国有太多太多的聪明人，你只是眼光比他们高一点而已。那你怎么样通过你的眼光跟中国朋友合作，取得更新的发展。就好像我在语言方面会有新的发展一样的，不是说我的了解比中国人深，只是我眼光比他稍微远一点。这个事情很快就过去了，当门户开放，中国人很多都到外边接触以后，他也会有我的看法。只是我比他们早一点，因为我不在森林之内，我在庐山之外，所以我看到整个面目，他们在庐山之内。那我们的政治领袖呢，基本上对中国的了解因人而异。有一些有很深刻的了解，有一些却不一定。我们的李资政，我们的总理显龙，其实他们对中国的了解非常非常深，底下就不一定，就很难说。

问：中国改革开放前和开放后，新加坡民间或学界、政界对中国的认识有无或有何明显的不同？

  那么现在全球化的结果，我们小国家人才有限，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创造力和斗志整个被释放出来的中国人。过去对中国有很大的误解，其实也不能算是误解，因为当时中国摆出来就是输出革命嘛。所以大家觉得中国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革命，革命就破坏社会秩序，那一套是中国释放出来的。你看邓小平伟大的地方，他问李资政说为什么东南亚国家不信任中国。李资政回答只要你在长沙仍旧有广播电台，对东南亚国家进行广播，要东南亚国家推翻它的政府，东南亚国家怎么会信任中国呢？我最欣赏的是后边的邓小平先生的反应。邓小平沉默了，他回答“让我回去考虑考虑”。这个是很稳重很坦诚的回答。跟华国锋不一样，华国锋是“无产阶级革命是一定胜利的”，你看李先生见华国锋那一段，跟邓小平到新加坡那一段。那邓小平是很实际的。他不欺骗你，他沉默了一下告诉你“我回去考虑考虑”。回去以后呢，不到一个月，长沙电台就停止广播，跟着下来邓小平南巡，说要像新加坡学习。邓小平要向新加坡学习，新加坡人怎么看?很多人误会以为说我们很伟大，中国要向新加坡学习。我的看法刚好相反。因为邓小平没得选择。华人社会所建立的政权，华人自己管的，中国大陆不能向香港学习，不能向台湾学习，除此之外还有哪里呢？——新加坡。向新加坡学习这里面隐藏着很多东西，如果你看那一段，我常常提起说，你要研究中国、中国学问，你要看邓小平会见李光耀，那里面有很多中国因素在里边的。第一个重要因素，李光耀本人不抽烟，所以他把内阁会议室窗口全部打开，在邓小平的前面摆一个烟灰缸。这是我们待客，对邓小平非常地尊重。你是一个大国家的领袖，我们非常尊重你。可是邓小平那三个小时里头没点一根烟，邓小平底下放一个痰盂，他也没用。因为当时中国领导还用痰盂的，老人家北京有风沙嘛，痰很多，准备了痰盂他也没用。你敬我三分，我敬你一尺。中国因素在里边。不是硬梆梆的两国的谈判，这人情因素在里边。所以你说新加坡领导人了解不了解中国。我说他很深刻地了解，跟一般的不一样。所以你看在车上的时候，跟李先生聊天，问这个问题，李先生回答很坦白，只要你在长沙广播，让人民推翻当地政府，政府不会信任你。邓小平很慎重，沉默了一下“我回去考虑考虑”，回去长沙广播取消了，接下来南巡，提到了向新加坡学习。学什么？当然是新加坡的管理。还有呢？总理的待客之道，大家忘记了。所以很多新加坡人忘记了总理和邓小平会面的时候，摆一个烟灰缸在上面把窗口打开，意思是你可以抽烟，我即使不会抽烟，很敏感，我还是不反对你抽烟。窗口打开了，让空气可以流通。如果你到中国去，也是李资政那样的姿态的话，是不是在人情各方面会处理得多。还是你摆出一个我是个专家，我来指导你。很多人只看到向新加坡人学习——我是老师呀。所以很多东西，李先生的回忆录出版，我其实很多东西要点明的。很多人没看出来，中间的中国因素在什么地方。

问：您对新加坡中国学的前景或未来发展方向有何看法？对新加坡从事华文研究或华文教学的年轻一代有没有什么忠告？

  整个社会的氛围，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包括孔子学院，我在做了，我也希望各个方面了解为什么这样做。这是新加坡面对的问题。两三百个很难做，但是尽量做。所以多少移民能往这里走，我希望多一点，才来填补华文人才，这是李先生的看法。我觉得这不是很好的看法，重要的是普及，重新恢复对语言、文化的热爱。我们会有一批，就像我的成长过程一样，结果我就走上这条路了。如果我们的年轻人有这样的环境，它也会出现一批人的。

  我现在担心的是新加坡的华文老师，把这个当做终身事业的这个心在慢慢失去，因为外面太多太多吸引他们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目前状况，你要说危机也行。那么怎么样在这个社会层面，老师的层面，怎么样把这个热情重新点燃，这是不容易做的工作。所以我尽管退休了，我一直在观察这个。教育学院训练老师你是怎么训练的，派到教育部到学校去，学校是怎么处理的。华文在比较低潮的时候，我们一批人，组织了一个叫“华文研究会”，到现在也还是有出版物，当时这一批人，大家集合起来，搞了不少活动。我现在看不到这类的活动。其实华文老师本身如果有这样的献身精神，有这样的热忱，他们彼此可以有这样一些组织的，可以有些活动。这些都是提升他们认识跟他们的从业精神的一个很好的渠道。华文老师的专业组织这方面几乎已经没有什么活动，你看新加坡的活动，宗乡会馆是一部分，他们对文化的理解并不那么深，孔子学院是目前活动最多的，整个社会怎么配合起来，我觉得这是值得去思考的。那么这里面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领导。在华文教育界，到目前还没有出现年轻的很优秀的领导。如果有个很优秀的一个核心人物，来带动这个会更好。

  来源：国际汉语教学网2021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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