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语进入了大融合的时期。和谐融合关系到语言的健康发展，也关系到广大华语区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尊重华语之间存在的差异，并不意味着华语会发展成为多种语言变体。在交流之中，最多人使用的语言，必然占有优势，能起主导作用。所以在华语的应用和教学上，我提倡向普通话倾斜。这篇文章，集中从地区、政治和历史的观点，谈论（一）新加坡的华文教学；（二）新加坡的华语研究；（三）在大华语下的词典编纂与华语语法研究等问题。我强调只有教华文的教学人员，编教材的人员，以及研究者不全是中国人，华语文才真正达到国际化。

关键词：汉语大融合；新加坡华文教学；新加坡华文研究；华语文的国际化

前言

在全球化的时代，掌握多种语言资源，是个人或者国家发展的 重要前提。这是大家都能理解的。但处理语言问题、处理语言教育问题，关涉民族和谐、民族认同、国家战略等更高层面的问题，必须小心处理。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汉语进入了大融合的时期。和谐融合关系到民族语言的健康发展，也关系到广大华语区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尊重华语之间存在的差异，并不意味着华语会发展成为多种语言变体。在交流之中，最多人使用的语言，必然占有优势，能起主导作用。所以在华语的应用和教学上，我提倡向普通话倾斜，让下一代能集中精力，学好华语。

对于一些华语区的华人，华语只是华族认同的语言，常常不是所居地国家的高层语言。华人生活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度里，除了自己的民族母语之外，如果不能掌握该地区或者该国家的主要语言，自己或者整个族群都将被边缘化。因此，这些地区华人的语言和语言 教育就面临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选择问题。

新加坡也面临语言处理的难题，更加上我们是人口少，面积小的多元民族城市化小国，处理语言问题就得非常小心。

三十多年前，我就认为，新加坡太小了，许多与华语或华语研究相关的事情，必须联系华语区，特别是中国来一起完成。

1994年，南洋理工大学成立了中华语言文化中心，我就邀请中国学者到大学来，让本地的学者有机会和他们一起进行研究，也开始从中国招收研究生。现在，我看到《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和《全球华语语法》（六卷）（邢福义，2021）都陆续出版了。同时，也让中国语言与语言教育界接受了“大华语”的观念（普通话是大华语的北京体），更注意语言的和谐。这都是多年努力的结果。

语言研究和语言教育研究，必须联系语言的历史，语言应用的现况，以及语言的发展前景等情况来进行，不能孤立的做研究。这些年来，我的一些看法，能得到华语教学界和汉语语言研究界的支持，就是因为我结合了历史、区域、政治等因素，谈论语言问题。

这篇文章，将集中从地区、政治和历史的观点，谈论一、新加坡的华文教学；二、新加坡的华语研究；三、在大华语下的词典编纂与华语语法研究等问题。这三方面都是我多年来用力最多的事。

一、新加坡的华文教学

我和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相处的四十几年里，除了一起学习华文之外，我们谈的最多的话题，就是新加坡的华文和华文教学的问题。李先生无时无刻不关心新加坡的问题。华文是新加坡可贵的资产，他当然也关心。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华文的实用价值不高，而英文却是国际语言，实用价值远远超过华文，并且是新加坡政府机构的行政语言，学校的教学媒介语。在这种对华文非常不利的社会环境下，怎样才能保留华文，普及华文，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在这个基础上让华文继续往前发展？这是考虑新加坡华文教学的大前提。

在这个大前提下出台了许多措施：规定华文必须及格，才能进入本地的大学；检讨华文课程的程度以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注意华文报章的用词用语，避免使用太难、太古雅、太多本地化的词语，藉以降低大众阅读报章的困难，让学生更愿意阅读华文报；英文报章《海峡时报》设了中英双语版副刊，让受英文教育者和接受双语教育的学生，在阅读英文报时也能随时接触华文；后来又有双语版的《我报》，在地铁站里，免费让新加坡人取阅，让英文读者即使离开学校之后仍然有机会继续接触华文；推行讲华语运动，让新加坡华语向普通话靠拢等等，都是在创造条件，让华文继续在新加坡留下来，以备将来发展的需要。

为了让华文报在新加坡能够继续生存下去，为了减少华文报之间的不良竞争，将《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合并为《联合早报》，并与英文的《海峡时报》组成报业控股，以保证华文报工作人员的待遇和英文的《海峡时报》相当。这个调整，让新加坡的华文报业成为国家的事业，永远保存下来。

但在政策的制定和推行之间，负责执行的相关人员难免出现一些偏差，以致华社误解政策，以为政府想要消灭华文。比如鼓励用汉语拼音拼写新加坡华人的名字，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文化部兼教育部次长，对传媒交代得不清楚，就引起了华社的误解，以为政府要放弃学习汉字，只用汉语拼音。

在采取任何措施之前，李先生都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我在华文教学方面，也提了许多建议。我的任何建议，都是经过周详的考虑，在热爱华文之外，也充分将国家当前和未来的需要放在心上，从不标新立异。我想，就因为我的慎重，李资政为我65岁生日写的贺词才说“周清海教授是华语文教学的先驱”（周清海，2011）。2008年教育部准备成立“华文教研中心”时，李先生也对时任教育部的高级政务部长说“中心主任的人选问题，应该征求周清海的意见。”

我个人深切体会到在多元种族的社会里，只懂华文而被边缘化的痛苦。李先生曾对我说：“如果你的英文好，成就不会是这样的。”和我同一辈的华校生，没有掌握好英文，在新加坡多元种族的社会里缺乏竞争的条件，他们的发展处处受到语言的限制。新加坡的家长看到了这个现实，为了儿女的前途，都纷纷选择了英校。在这个大趋势下，只有规定在学校里就读的所有华族子弟，华文是他们必修的科目，才有可能保存华文，挽救华文。从这个角度观察，华文能在新加坡存留下来，恰恰是李先生决策的结果（周清海，2020）。

李先生曾给我电邮说：“对于出身于英语家庭的学生来说，华语更像是外语。这种华文课程，应该注重听、说和阅读。应该有一批受过特别训练的教育工作者，用双语教学法，电脑科技来教导他们，让他们的学习更有效果，同时保持他们学习华文的兴趣。从趋势来看，这类学生会越来越多。”

从这个电邮来看，新加坡现在所谓的“双语并用教华文”，就是针对“英语家庭的学生”，而不是所有的学生；而担任这类课程的教师，必须经过特别的培训，而不是针对一般的教师。这是“双语并用教华文”的重点所在。任何无限制的扩大“双语并用教华文”，对新加坡的华文教学，恐怕是弊多于利的。

在华文与华文教学方面，我曾向李先生表示了下面的看法：“我们只根据统计数字，而得到‘说英语的家庭’越来越多的结论，恐怕是不全面的。这些‘说英语的家庭’里头，有很多是说双语的。孩子的父母都是在我们双语教育制度下成长的。只是他们最有把握的语言是英语，并不是他们听不懂华语、完全不用华语。我们的社会也是一个双语的社会，提供了应用华语的大环境。某些人过度地夸大‘脱华入英’，过分地强调对这些学生‘华语更像是外语’，恐怕不是现在新加坡语言应用的全貌。更有人强调，对这些‘华语更像是外语’的学生，华文的文化成分应该减少，甚至放弃。教华文只是教语言。这更是我所不能同意的。

我们更不应该不顾学生的语言背景、学习兴趣，过分地强调一种教学方法；应该尊重教师的专业判断，提供不同的教学方法，让华文教师选择。

“通过自己熟悉的语言去学习另外一种语言，是语言学习者的普遍经验，这是有效果的，但也有局限性。这有助于阅读理解，可以提高阅读理解的效果，有助于从上下文理解词义，但对培养语文的应用能力帮助不大。过去，华校用华语教英语，结果华校毕业生只有看、写英文的能力，没有听和说英语的能力。现在，中国的学生学英语，英语说得不流利，听的能力也比较差，和中小学用华语教英语有密切的关系。

教非华族学生华语，一定要通过英语。但英语的应用，必须在必要的时候。教华语时，多用英语，就减少华语的应用机会。过多的、没有必要的用英语教学华语，对学说、学听华语是没有帮助的。因此，我建议，语文课本对生词增加英语的说明，课堂教学里尽量减少用英语。课本里生词用英语注释，80年代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我在2011年9月28日用书面向李资政提出了下面的看法：“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是成功的，没有双语政策，就没有今天的新加坡。但双语教育下的华文教学目前仍旧面临三大问题：

（一）华文师资的问题：过去的华文师资具有比较好的华文文化和语言基础，当中有不少华文作家、学者。这些华文教师是在50%到60%的全国学生的基础上产生的。无论智慧、语言、文化修养，都相当高，但大部分英文都很差。现在的华文师资普遍具有双语能力，但华语的语言文化能力却有待提高。

（二）华文课程的问题：学生的家庭语言背景影响语言的学习。对不同家庭语言背景的学生，用不同的课本，不同的教学方法，我们基本上做到了。华文课程分为：高级华文，华文，华文B，以及供非华族学生选修的华文（特别课程）。怎样让这些华文课程更有针对性，符合学生的能力，是目前应该重点关注的。这些不同课程所用的教材、读物等，在华文国际化的新局面下，应该考虑将我们的教材和读物向国际推广，让新加坡的华文教材、读物走出去。

（三）华文教学法问题：‘因材施教’是强调根据学习者的程度和需要，采取适当的教学方法。因此，没有一套教学方法是绝对好的。引用‘黑猫’和‘白猫’的说法，只要能引起学习兴趣，达到学习目的的方法，就是好方法。双语并用教学华文，通过现代科技教学华文，用戏剧表演教学华文，通过唱流行歌曲教学华文、或者通过诗歌朗诵教学华文等等，只要用得适当，都是好方法。任何一种方法，都有优点，也都有缺点。所以，不应该不顾学生的语言背景、学习兴趣，过分地强调一种方法；应该尊重教师的专业判断，提供不同的教学方法，让他们选择。

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涉及到各种问题，不是单靠教学法就能解决的。过分地夸大教学法的作用，尤其是单一的教学法的作用，对新加坡的华文教学的发展，是不利的。”

李先生是政治家，他是政策的制定者，却不是语言或者语言教学的研究人员。我们作为语言教育的从业员，向李先生提出语言教育的意见，应该慎重，不能过于标新立异。面对全球化的发展，只关注自己的国内现状，显然是不够的。我们更需要为将来的发展，打开学生的眼界（洪胜生，2012，页 534- 536；周清海，2020.10.31）。

陈之权（待出版）对新加坡华文教学的特点，也表示了非常可取的看法：“华文在新加坡这个华人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里是非主流语言，但却是一个通行的语言。因此，新加坡依然具备了学习华文的社会语言环境。在任何时候，新加坡都有三十余万在籍学生在学习不同程度的华文。特殊的语言环境致使新加坡不能直接采用由中华文化地区所编写的华文教材，也不能采用欧美地区开发的教材。新加坡需要自行编写在地化华文教材，以满足不同源流、不同背景学生的学习需要。”

二、新加坡的华语研究

李光耀资政于1979年发起了讲华语运动。新加坡人应该讲怎么样的华语？应该以哪个地区的华语口语为标准？华语的标准问题引起了我的关注。

新加坡和中国是在1990年建交的。那是亚细安（东盟）里最后 一个和中国建交的国家。1979年以前到1990年之间，新加坡人很少到中国大陆，也很少听到普通话。回乡探亲的都是老一辈的华人，他们去的也都是中国南方的省份。

除了中国以外，新马、印尼以及其他华语区，都是在没有普通话口语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华语口语。这就造成了华语区的华语深受南方方言的影响，而且书面语和口语不分，口语里常常用了书面语的词汇。我受教育时，字词的发音，都是根据词典里的注音符号注的音。词典注的都是“国语”的发音，而不是普通话的发音。

《现代汉语词典》在1978年正式发行第一版，当时在新加坡是看不到也买不到的。

《新华字典》也是很晚才能在新加坡翻版发售的。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出版的字典和词典，在释义时都带了政治色彩，不合适在新加坡出售。

我第一次到北京是在1985年，参加在北京香山举行的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

在北京的几天交流里，我发现中国的普通话和新加坡的华语是有距离的，但距离在哪些方面？陆俭明教授对我说：“有必要了解新加坡华语的特点，发现这些特点，描写这些特点，以便为华语的规范化提供依据。”只有了解了新加坡华语的特点，在华语教学里，才能正确地对待、处理这些差距。这些都是我时时挂在心上的事。

从北京回来后，我向时任总理的李光耀先生建议，《联合早报》应该聘请一位了解普通话的学者担任语文顾问，专责审查记者们的用语。此外，我也在思考：新加坡华语必须完全以普通话为规范标准吗？

十年之后，即1994年，为了面对中国改革开放所可能给新加坡带来的影响，南洋理工大学有意成立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向大学的在籍学生提供语言、文化和历史的课程，并展开语言和文化、南洋史等方面的研究。我和云惟利先生负责筹建中心，并拟定研究计划。在语言研究方面，我们决定了三个研究方向：第一、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第二、新加坡华语与现代汉语标准语的比较研究，第三、新加坡华人语言运用研究。

第一，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这个研究能够发动本地和各华语区的宗乡团体，学术人员，组成联系网。当时参加研究的有香港、台湾、夏威夷的学者。研究的成果能让我们深入了解东南亚华人的语言现象，对华语的全球化，新加坡人向东南亚发展，也能提供可参考的讯息。了解各华语区的语情，能协调和解决华语区里的语言变体问题，能让汉语的融合过程更加顺利。这项研究，得到台湾蒋经国基金的支持。

云惟利（2004）《一种方言在两地三代间的变异》就是研究的成果之一。书中说“语言衰变的过程，可以从这三个场所来观察。…… 从衰弱到衰亡，这衰变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退出的场所通常是学校。……第二个退出的场所通常是工作场所。……第三个阶段……是连家庭这个场所也退出了。当一种方言到了无法在家庭生存的时候，便已接近消亡了。……文昌话在文莱，漳州话在马六甲，都相当衰弱。现在的少年很可能是最后一代会说文昌话和漳州话的人。到了他们的子女一代，文昌话和漳州话便成为绝响了。”这个叙述，在我们观察新加坡华语的应用走向时，值得参考。

在多语环境里生活的新加坡华人，在方言和华语之间，以华语替代方言，是必然的趋势。尤其在全球化的压力下，华人必须掌握当地的高层语言，掌握英语、华语，要再掌握自己的方言，困难非常大。方言退出教育、交际的场合，几乎是迟早的事，必然的事。

东南亚华人的语言研究，能为语言的相互影响提供无限的实例，能为华语的地区变体提供解释，也能充分显示华人的语言变化与语言选择的趋势，更能为逐渐消失的方言存档，这也是文化遗产的抢救工作（详见周清海，2009，页156-171）。

这方面的研究在我离开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后，没有继续下去，所建立的联系网，也没有好好地维持，以致现在华语区的方言研究完全处在没有计划的状态，很多研究者都是孤军作战，面对的困难非常大。马来西亚的年轻学者邱克威对马来西亚华人的方言研究做了不少工作，希望在中国发展的大背景下，他的研究能得到有关研究机构的支持。

马来西亚的学者编了《马来西亚华语特有词语词典》。我为词典写了序言说：“在推进华语国际化的进程上，《马来西亚华语特有词语词典》的出版，能对华语区之间的交流做出贡献，也让马来西亚的语言研究受到国际的注意，更能带动其他华语区编辑出版自己的华语特殊用词词典。”

中国暨南大学的海外方言研究中心是发展这方面研究的合适单位，希望这个单位能领导和联系华语区的学者，做好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这件事。

第二，新加坡华语与现代汉语标准语的比较研究：这项研究是我离开了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之后，在中国学者的参与推动下陆续完成的。这部分的研究成果如下：

（一） 陆俭明教授（1995）的研究报告《新加坡华语语法的特点》，改变了我一切以普通话为规范标准的看法，而强调新加坡华语的规范应该向普通话倾斜。陆教授（2018）的《新加坡华语语法》，由南洋理工大学文学院和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在华裔馆共同举行发布仪式。我（2018）为这本著作写了序言，说：“本书特别适合作为本地报刊、传媒的从业员参考，作为大专学府里华文师资培训、中文系汉语科目以及语言比较的教材。……以一个一辈子关心新加坡的华文发展、应用，参与华语华文的推动工作，以及从事华文师资培训的前从业员，我认真地说：这是一个不小的印记。”

（二）我倡导并得到中国出版总署和北京商务印书馆的支持，以李宇明教授为主编，编撰和出版了《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 典》；得到中国社科基金和华中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以及邢福义教授的支持，研究“全球华语语法”。从华语的全球化发展方向观察，《全球华语大词典》将比《现代汉语词典》更适合华语区应用。《全球华语大词典》收录了中国普通话里的大部分词汇，也收录了华语区的特殊词汇，是一部适合全球应用的华语词典。语法和词典的编纂，都是为了解决全球华语沟通中出现的问题（详细的叙述，请看下一节）。

“大华语”的概念，也是在陆俭明和李宇明两位的研究基础上产生的。随着“大华语”概念往下思考，语言教科书的在地化，就是必须注意的事。由中国编写语言教科书向国际推广，就不一定能符合各地语言学习的需要。

在编纂词典，进行全球华语语法研究中所组成的学术网络，应该继续维持下去。为“大华语”而编纂的词典和研究的学术成果，对于语言教学与汉语研究的影响，还没有完全被认识。

第三，新加坡华人语言运用研究。我关心新加坡华人对华语认同感的变化问题。我认为，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让新加坡华人对华语和它所代表的文化具有认同感，觉得学华语讲华语是天公地道的，觉得掌握双语是光荣的，那么，年轻人出现语言认同转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过去受华文教育者对方言的认同感转移到华语上面来，他们不觉得放弃方言是可惜的。如果我们的年轻一代对语言的认同感转移了，他们也会认为放弃华语是不可惜的。因此，对我国华人的语言应用情况，语言认同等问题，应该加以观察和研究。

1996年，南大中华语言文化中心曾进行过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陈松岑《新加坡华人的语言态度及其对语言能力和语言使用的影响》（陈章太等编，1999），徐大明等《新加坡华社语言调查》（徐大明，2005）。但之后未见新的研究成果。近来，有人认为：现在新加坡的“讲华语的环境”，已经大不如当年的“讲华语的环境”。我就没有任何研究的根据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观察今后新加坡的双语教育走向，人民语言态度的转变，以及语言教学方法的研究等等，都需要教育部和大专机构的关心和注意。怎样在过去的基础上，往前看，往前发展，更是新加坡人应该关心和思考的。新加坡华人语言运用的研究，需要有计划地展开。

我认为，今后我们有必要做几件事：一、定期举办国际性的双语教育研讨会，总结我们的经验，加强和世界研究双语的教育机构的联系。通过研讨会，能更好地说清楚“新加坡的故事”。二、长期观察、研究我国今后的双语教育走向，人民语言态度的转变，语言教学方法以及语言的比较等等。过去几次的华文教学检讨委员会曾经面对研究资料缺乏而需要委托私人调查研究机构临时进行调查研究，这样的局面就可以避免。三、李光耀双语教育基金，也应该用来鼓励双语的语言研究和教学研究。

三、词典的编纂与全球华语语法研究

2002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为庆祝《中国语文》创刊50周年而在江西南昌大学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在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是《新加坡华语变异概说》，文中提议中国的现代汉语应该吸收各地华语的词汇与用法，促进各华语区的交流，让华语的各种差异在交流中彼此融合，比人为的非我不容的做法要好（周清海，2011，页69-110）。在这样的观点下，我提议编纂《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也发起“全球华语语法研究”。这些提议，不只有益于新加坡华文的推广，有益于华语区之间的交流，而且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更影响了中国朋友对语言规范的看法。

《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的主编李宇明先生（2016）说：“编纂华语词典的设想，起源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由新加坡周清海教授所倡导。具有百年出版历史的商务印书馆，知早行快，酝酿谋定，即于2004年组建编纂团队，艰辛六载，纂成《全球华语典》。2010年5月17日，出版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嘉宾云聚，李瑞环、李光耀、许嘉璐等贵驾莅临。会上，李光耀提议编纂词量更大的华语词典，李瑞环当即表示支持，全场报以热烈掌声。遵长者善言，又历六载，成《全球华语大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是《全球华语词典》的升级版。”（周清海，2011，页89-110）

许嘉璐先生（2010）说：“《全球华语词典》的编纂和出版，就是为了消除因变异而形成的障碍。有了这样一本词典在手，首先是大陆、港、澳、台、新、马等地的华语在词语方面的差异就不成其为障碍了。…… 在华人交流畅通的基础上，一方面很有可能加快有些语词由异趋一的进度（有些则由一趋异），另一方面对各国学习华语者也是不小的帮助。起码，受它的启发，今后编写中华大词典一类的工具书时，会把港、澳、台、新、马等地的用语和语义都收进去并标以流行地区。这实际上是这部词典在为华语的进步、扩散、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章宜华（2009，页 46-60）批评《现代汉语词典》说：“国外辞书重视收录‘通用语言’的变体，如法语词典收录加拿大、瑞士或南非的法语变体，英语注意收录英国、美国、澳洲、爱尔兰、加拿大等地的英语变体；而我们似乎没有注意港台地区、新加坡等地的汉语变体。”《全球华语词典》和《全球华语大词典》对中国今后词书的编辑，相信能起推进的作用。从一带一路的发展趋势看来，中国必然需要加 深对各华语区的了解，将来和各华语区的交流，也必然更加密切，因此中国的词典编纂，就不能忽略各华语区的用词。

全球华语语法的研究方面，邢福义教授曾对《湖北日报》的记者说：“从2009年开始，新加坡……周清海教授多次发来邮件，希望将全球华语语法的研究提上日程。这一倡议反映了世界华人的寄托和期待。于是经过两年多的准备，组织起一支内外结合、协同攻关的国际性研究团队。……对全球华语语法进行全面考察，无论在国内还是国 际上都是首次。这意味着汉语语法研究迈上了一个新起点，将从语言 研究的角度，对中华文化的弘扬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见韩晓玲，2011.10.24）全球华语语法的首期研究成果，有6本报告，今年将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

邢福义先生（2021）的序言说：“本项目是一项涉及面广、情况复杂、问题繁难的浩大学术工程。第一，华人遍及五大洲，华语通行全世界，如此广泛的地区分布，如此众多的使用人口，这是除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所难以相比的。第二，华语的使用情况十分复杂，在不同的华人社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制约和影响，表现出各不相同的形态。第三，世界华语的研究，涉及很多深难的问题。就语法来说，其差异不像语音和词汇那样较为容易发现和描写，往往需要在更深的层次上才能观察到内部的不同；还有，促成华语语法在不同区域形成变异的因素有哪些？如何消除歧异、使之逐渐趋于一致，以便于华人之间的相互交流与沟通？在华人交往日趋频繁的今天，华语语法将会如何发展？这些都是研究中将会触及到并需做出回答的问题。”

我也发现中国在近现代汉语新词汇的研究方面，有不足的地方。王力先生（2001，页 517）认为中国的现代词汇是通过日本进入中国的，比如“议会”，就是从日本传入的，因为早期很多知识分子是留日的。他把这些词称为“来自西洋，路过日本”的词。其实，近现代汉语的新词有很多是传教士翻译的。传教士要把西方的地理知识、科学知识、政治知识、历史知识介绍到中国来，以期改变中国人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观念，不得不创造汉语新词。传教士的汉语翻译著作，有许多是在新加坡、马六甲印刷的，然后通过澳门进入中国。有一部分进入日本。我们对过去的了解不够，而误把很多新词的创造权归给了日本。我们对近现代汉语的研究，更应该有世界眼光。

庄钦永先生在近现代汉语新词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相信他的研究，能在汉语新词的研究方面，带动新的研究方向。全球华语词典的编纂、全球华语语法研究以及近现代汉语新词的研究，都是今后应该继续做下去的事。

四、结语

我一辈子从事华文教学，也曾为语言研究拟定计划，我对新加坡的华语教学与华语研究的总结是：新加坡太小了，我们的语言教学与语言研究必须联系其他华语区一起进行，而且研究也必须有计划地进行，才能产生深远的影响。2018年7月20日，中国出版集团一行人访问新加坡，我安排他们和大专学术机构座谈，目的就是要促进联系，他们说：“对新加坡有了深刻印象，也明白了新加坡在东南亚的龙头作用。希望我们能够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我期望从事华文教 学与华文研究的新加坡朋友们能够继续推进新加坡的“龙头”作用。

这篇文章的重点介绍了新加坡的经验，以及我们做了些什么。在中国发展的大背景下，华语文的应用与研究，必须具有国际眼光。中国和中国台湾只注重以自己的语言为中心，向外推广；在语文教育内 容上，强调“原乡化”（中原大学应用华语系编，2006），都是应该重新思考的。其他的华语区，也都应该从全球化的立场探讨和看待华文与华文研究的问题。只有教华文的教学人员，编教材的人员，以及研究者不全是中国人，华语文才真正达到的国际化。

参考文献

[1]陈章太等编（1999）：《世纪之交的中国应用语言学研究》，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

[2]陈之权（待出版）：《聚焦新加坡─华文教学、课程与师资培训》，华侨大学丛书。

[3]韩晓玲（2011.10.24）：《全球华语语法研究》正式立项，《湖北日报》。

[4]洪胜生（2012）：《教之韵─洪胜生语文教学文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5]李宇明（2016）： 序言，《全球华语大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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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陆俭明（2018）：《新加坡华语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

[8]王力（2001）：《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

[9]邢福义主编（2021）：《全球华语语法》（共六卷：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北京，商务印书馆。

[10]徐大明（2005）：《新加坡华社语言调查》，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1]许嘉璐（2010）：序，《全球华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12]云惟利（2004）：《一种方言在两地三代间的变异》，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13]章宜华（2009）：《国外词典学的发展对我国词典编纂的启示》，《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 集（二）》，北京，商务印书馆。

[14]中原大学应用华语系编（2006）：《印尼华文教育与教学》，中原大学应用华语系。

[15]周清海（2002）：新加坡华语变异概说，《中国语文》（五十周年纪念刊）。

[16]周清海（2009）：海外汉语方言研究的意义，辑于《变动中的语言》，新加坡，玲子传媒，页156-171。

[17]周清海（2011）：《人生记忆》，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

[18]周清海（2020）：《汉语融合与华文教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周清海（2020.10.31）：我寄希望于洪胜生先生，新加坡，《联合早报》。

作者简介

姓名：周清海 工作单位：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来源：《国际中文教育学报》